引言：
在斯里兰卡被英国殖民期间，殖民地总督所享受的权力，乃是他们作为女王代表所享受的特权。在所有有关殖民地权力分配的事务上，他们宣称自己有双重权威，一是他们知道怎样分配权力最为恰当，二是他们最能防止权力的滥用。他们坚信他们比其他人种植园主、伯格尔人、十九世纪末叶*治上已经觉醒的斯里兰卡人以及威斯敏斯特的议员们更有权力为殖民地说话。任何想削弱他们权力的打算，都受到他们的指责和抵制。由于反对任何变革，他们在无意之中变成了反动派。权力并未使他们腐化，而只是使他们变得顽固不化了。
直到十九世纪末叶，几乎斯里兰卡*府中所有官员不论是由殖民大臣任命的，还是通过考试录用的，都是欧洲人。比之年全部候选者，不管是在英国的还是在斯里兰卡的，都得参加的考试，要宽容一些。确实有少数本地人在行*部门中获得了官职，因此就被他们的同胞尊为有特殊才智的人。官职的尊严性、它所能运用的权力的独裁性、以及“文官”(这个词是用以指官吏阶层最上层口的少数行*官吏职能的多样性，使行*部门变成了一个具有巨大威信的机构。
伦纳德·伍尔夫回忆年的斯里兰卡时，认为“文官在社会很多方面都是优胜者;他的薪俸很高，他执行相当广泛的权力，在僧诃罗人和泰米尔人眼中，他比其他阶层享有更大的威信。”假如要了解下一个世纪中官吏与*治家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必须记住。*治家很快就意识到，普通人无权批评的那些官吏都是非常傲慢的，而文官对于他的批评者则感到不能容忍，其恼怒程度，不亚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以及三十年代的总督对议会中非官方议员所感到的恼怒，因为当时的宪法改革使议会中非官方议员有了批评的权利。*治家们总是故意激怒高级文官，这已成为*治家们的一种游戏，从这种游戏中他们不自觉地得到了一种满足。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当薪金和津贴有了改善时，当帝国各地日益需要的各级英国官员均由英国公学输送时，斯里兰卡的文官制度为有能力的上层阶级青年提供了发展前途。当然，出国到贸易公司或者种植园去工作的青年。可以挣更多的钱但社会地位却不如当文官那样荣耀。在印度，文官的薪金更高一些，有更广泛的天地以发挥他们的才能，但斯里兰卡的文职也有其特殊的报偿:斯里兰卡是一个比较舒适而易于管理的国家，而且，殖民地秘书的职位或者提升到其他地区去做官的机会也是吸引人的。
要说出选拔考试在新旧文官之间造成了怎样大的区别，那是不可能的。新的文官，自然而又顺利地接过了前任掌权者的衣钵，他们在后者的引导下，熟悉了他们职务中的奥秘。为英国进入斯里兰卡的文官开设什么特殊训练班(如同以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进入印度的文官所做的那样)，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到达殖民地后，他们便被召进办事处，在*府代理人的监督下，受训的青年，通过实践，学习他们要做的各种工作，财*、行*和司法各方面的工作。
伦纳德·伍尔夫在二十世纪初叶把这些工作列了一个表:诸如办公室工作、审核账目、颁发执照、阅读信件、整理卷宗和提交*府代理人决定的各种问题，也许在提交这些问题时还要附以大纲，如果他们有所建议的话，也可同时附上。这种作法，在斯里兰卡文官制度的历史中一直继续下来了。它带有业余者的意昧，但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府代理人能够造就不少能干的官员;这种作法能使那些喜欢揽权和支配别人生活的人充分发挥他们的精力。
在各种类型的殖民地官员中，最令人难忘的并不一定是那些工作效率最高或量令人钦佩的人。古怪的、或者个性顽强的官员倒更可能投合人们的心意，特别是那些没有机会亲自认识他们的人对他们则更为倾倒。因此，作为公众人物，最能引起当时英国人注意的文官，却是那些如珀西瓦尔·阿克兰·戴克那种律己甚严的文官。戴克在贾夫纳度过他在斯里兰卡的大部任期，因为他喜欢那个地方。他并不在乎经济上的损失，宁愿放弃代理审计长的位置而回到这个过去和未来我都深为喜爱的省份(北方省)。
所有人都怕他。当地居民一见他在马车中出现时，便赶快离开大路站在沟里，而他则把鞭子挥向那些动作缓慢来不及离开大路的人们。约瑟夫·格雷尼厄是后来最高法院中的一名法官，他曾经写道:“我看见一些体面的居民，当这位大王’赶着马车通过贾夫纳街道时，就非常痛苦地、卑恭屈节地连忙跳进宽大的排水沟里，以表示对他的尊敬。
戴克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府代理人，他每年两次巡视全省。他以自己在巡视时所住的帐篷而自豪:“我有一个设在帐篷里的机构，我相信，我是有此机构的唯一代理人。在与印度相毗邻的这块陆地上，采用这样的设备是必须的，而且是经过周详考虑的。”戴克在他所非常惬意的帐篷里去世了，他对贾夫纳这个地方是频为欣赏的，因为贾夫纳当时距科伦坡较远，而驻守该地则使他享有更多的权力。那时候，乘船去贾夫纳比取道陆路要容易得多，如果取道陆路，那就无异于狩猎远征
伍尔夫关于二十世纪头十年中一个斯里兰卡文官生活的记叙，是极其引人入胜的;但是，由于他的观点跟大多数人不一样，很可能他所感到兴趣的东西不一定就能吸引多数人。然而，从他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出，这种生活使所有在斯里兰卡供职的英国人都感到满意--使他们感到各得其所。他写道，我是本区四百平方哩内唯一的白人，在这里，我第一次懂得了完全孤独的深奥的幸福。一个月来，除掉属员、地方头目、泰米尔村民，以及我自己的泰米尔仆人外，我没有同任何人说过话。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完全由我自己负责，有关这两方面的任何事情，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的人。在这种完全的孤独中，一个人必须绝对地依靠他自己和他自己的思想，我认为这对一个年轻人是极其有益的。
正是因为文官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独裁者，所以他才能给斯里兰卡社会以巨大的压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当斯里兰卡人供职的比例增大时，围绕着欧洲人的那种全能气氛也随着出现在本地人的身上了。*治家因而感到，不把事务的领导权从那些揽权很久的人的手中夺下来是不行的。十九世纪时，全部权力均保留在人数甚少的一个阶层的手中，而其中大多数成员又不是本国人，这样就可能产生了两个不幸的后果：第一，为了维持那种使官僚统治得以继续存在的秩序，所付的代价是非常之高的，第二，后来在消除这个传统时又化费了那么多的精力，以致在旧秩序消灭后没有新的东西来代替它。
虽然我们可以承认，众议院的议员已经取代了旧文官的某些职能和全部威信，但情况并没有好转，行*效率反而因此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旧秩序自有其种种弱点，然而新秩序也丝毫未能触动这些弱点的根子。伍尔夫在他称之为“帝国主义顶峰”的那个时期里，对于当时斯里兰卡公务界情况是很了解的。五十多年以后，当他回顾他在斯里兰卡所放弃了的事业时，他写道，他不想回到斯里兰卡，不想成为科伦坡的卓有*绩的文官而终于荣任总督职位并成为荣获圣宋迦勒和圣乔治勋章的高级爵士。即使作为“最后引退之所”，斯里兰卡也并不令人向往，因为“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的读者必然感到，他是一个颇有成就的旧式文官，同任何其他有事业心的人一样，在任职期间，他曾经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公务。他的《日记》出版于年，我们简直找不到他因工作不当而自我谴责的词句。
十九世纪末，当英国在斯里兰卡只留下了一支很小的兵力时，陆**官的作用便日趋衰微了。康提“叛乱”之后，*官均无事可作，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社会上的装饰品，而不再是执行任务的*人了;然而也只有在执行这些任行时他才能特别深入地了解到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情况。在较早的一段时期里，陆**官也兼做文官的工作以及医药站公共工程部的工作。但到了六十年代，除驻防的例行工作外，他们就泥事可做了。
关于英国人在科伦坡大商号或种植园的经历，没有留下象伦纳德·伍尔夫对文官生活所作的叙述那样有趣和坦率的记载。当然，科伦坡大茶叶推销公司的一个助理，会比山区的一个茶叶种植主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斯里兰卡人，但这样的接触，往往是商业性的，而不是社交性的。在东方，英国人的社交生活是以只有欧州人才能参加的俱乐部为其中心的，而白人社会中的每一等级的人都有各自的小圈子，各自的俱乐部。英国人尽可能地利用热带背景下的条件，刻意求工地把国内上层阶级的生活移植于东方。有一个时期，在乌瓦的埃腊贝达平原上，猎狼代替了猎狐。在斯里兰卡，人们对板球、橄榄球、赛马的热爱都是英国人所引起的，因为他们在殖民地非要搞些他们认为属于统治阶层的娱乐不可。
兼并康提后的几年之内，在康提国王的旧都举行了一次赛马会。当咖啡生产成为主要产业时，几乎每一种植区都有它自己的赛马场、球场和俱乐部。斯里兰卡人对于这些机构所提供的榜样颇为向往，一日他们的财力担负得起时，便孜孜不倦地做建这类机构。回想起来，这种对俱乐部的迷恋也许是可笑的，但是，它却使那些觉得理该如此的人得到了满足，也使那些受过英国教育的斯里兰卡人得到了自我安慰，因为统治者所能做到的，他们也能做到，即此一点已足以证明他们的才能了。
在这类活动中，种植界树立了自己的标准。只有那些体验过这类生活并注意到它的社会意义的人，才能把它圆满地描绘出来。有些种植园主的确也写了一些关于他们在斯里兰卡生活的文章，但英国的士绅阶层喜欢在冬季骑马猎狐，英国的殖民者把这种生活方式也带进了殖民地。这些文章不是使那些在种植园主们所迷恋的那个圈子以外的人感到空洞无物，便是使读者感到，作者为了替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辩解，似乎过于急切了。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在局外人看来，只不过是令人陶醉的假日而已。年事较高的人必然会想到，年轻的和新来的人所过的日子比他们从前所过的日子要顺利得多。
被选拔到茶场里来工作的人是一些刚从联合王国各公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也象青年文官那样，在老一辈的带领下，逐渐熟悉了他们的业务。对局外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似乎令人十分羡慕。
结语：
现代斯里兰卡的种植园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工作乃是世界上最轻松的工作;他们有些人甚至每周工作不过三天。然而，至少可以说，这群循规蹈矩的小伙子成为了英国毫无特色的副产品，除了外貌，他们的行为举止乃至于兴趣爱好都像极了英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