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灰烬中产生了一个强大的世界政治新生力量：伦敦金融城。在伦敦提升至全球重要地位的时候，英国金融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平静转变。年的光荣革命将奥兰治的总督带上了英格兰王座，使之成为威廉三世。这座城市采用并完善了以前在意大利和荷兰发展起来的一些金融实践和创新，最重要的是英格兰银行（BankofEngland）的创建，其主要灵感来自荷兰的威索尔银行（Wisselbank）和热那亚的圣乔治之家。
在18世纪，由此产生的金融革命逐渐把伦敦变成了现代版的中世纪晚期的放贷人天堂，伦敦市最终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领先的金融中心和世界银行。到19世纪初，伦敦已牢固地成为迅速扩大的资本市场的心脏。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分行向普鲁士王国承销了第一笔以英镑计价的国际贷款。此后的10年里，英国不仅成为大多数欧洲大陆列强的主要外资来源，而且成为拉丁美洲和地中海地区新独立国家的主要外资来源。
这种惊人的金融国际化使主权债务违约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三个投机性借贷周期中的每一个都以单边暂停偿债的浪潮结束。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英国债券持有人在这场危机来临之前过于自信，而面对由此产生的违约，他们显然无能为力。这再次引出了我们在试图解决的问题：如果主权债务违约如此普遍，私人投资者在债务人暂停偿债时如此束手无策，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向不可靠的外国政府提供贷款？
在19世纪，国际贷款怎么可能产生呢？与在热那亚和阿姆斯特丹问题上的答案是一样的，即第一种执行机制的关键要素，还有第二种执行机制的关键要素——市场规则和有条件贷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初具雏形。除了偶尔借助炮舰工具的力量之外，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两种机制的部分效力通常能够确保在繁荣时期遵守约定，从而为19世纪金融国际化奠定了基础，即使基本执行机制相对薄弱意味着在危机时期仍然经常出现单边暂停偿债的情况。
我们将仔细研究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70年代的主要借贷周期，以及债权人对随后的违约浪潮的反应，然后在讨论大萧条时期的大规模违约问题。—年的伦敦股市泡沫，标志着向非欧洲国家政府提供投机性贷款的第一个主要事件。在这几年里，伦敦发放的超过2/3的国际贷款流向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依靠外国信贷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手中争取自主权。
在早期的国际借贷中，市场预期是如此旺盛，以至于一个臭名昭著的骗子，名为格雷格尔·麦格雷戈的苏格兰财富猎手和前海盗船长，设法说服了数百名不明真相的私人投资者购买完全虚构的中美洲波亚伊斯王国政府债券，从中获取了20万英镑。麦格雷戈厚颜无耻的自信伎俩的失败只是更广泛的金融危机的前兆，这场危机最终在年席卷欧洲。那一年伦敦证券交易所惊动一时的崩盘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从而使大多数拉美独立领导人无法为未偿债务进行再融资。
西蒙·玻利瓦尔对欧洲大陆财政困境的评估很尖锐。“上帝保佑我们摆脱债务，”他写道，“我们应该知足。”第一次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已经真正开始。起初，债务人尽力偿还。玻利瓦尔甚至鼓励秘鲁财政部长乔斯·德·拉雷“通过出售其所有的巨大矿山和公共土地来清偿（秘鲁的）国家债务”。但这些尝试大多以失败告终。在整个拉美大陆，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债务人迅速耗尽黄金、白银和外汇。到年4月，秘鲁被迫暂停偿债，此后不久大哥伦比亚和大多数拉丁美洲债务人被迫暂停偿债。
卡洛斯·马里查尔撰写了有关拉美大陆反复出现的债务危机的权威性历史著作，他总结道：“违约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尽管欧洲债券持有人的代表一再努力地收回他们的资金，但所有国家政府（巴西除外）都系统性地拒绝恢复偿债。”违约一般持续15~30年，只有在债务人的经济复苏和新的融资机会向其招手之后，才由他们主动谈判。因此，在19世纪初，即使是相对弱小的全球外围国家，在国际金融方面也保持了很大程度的自主权。
南欧的情况与拉丁美洲相似。希腊在年签订了第一个欧洲贷款合同，以资助其对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年，希腊几乎立即宣布单边暂停偿债，几年后葡萄牙（年）、西班牙（年）和一些意大利共和国紧随其后。作为当时普遍权力平衡的一个标志，债券持有人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收回投资。在年和年，英国政府甚至威胁说，如果希腊未能达到担保贷款的条件，就会采取军事干预措施。
但正如博查德和韦恩在其典型的政府破产史上所说的那样，“尽管有这些警告和随后的英国抗议，但希腊财政部没有偿还一分钱债务”。这场争端持续了多年，最终导致年法国和英国军队彻底占领了比雷埃夫斯港，“表面上的理由是希腊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支持俄罗斯帝国，实际上是为了收回担保贷款的收入”。尽管如此，希腊除了在年支付了少量年金之外，还坚持了几十年的长期暂停偿债。年，希腊终于与债权人达成了和解协议。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几乎一直处于违约状态。虽然在19世纪上半叶债权国对债务国的违约通常束手无策，但是在此期间希腊并不是唯一面临武装干预威胁的国家。在债务纠纷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利益相融合的地方，英国和法国偶尔会决定动用军事力量，尤其是在涉及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加勒比海和地中海东部小国时。
年的帕默斯顿主义对英国使用武力的做法有著名的概括，根据该主义，英国政府保留干预或不干预外债争端的权利，军事或外交行动被认为“既不是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也不是英国政府的责任”，而是后者视情况采取的主权决定。当时英国外交部的约翰·西蒙爵士警告投资者，如果他们“选择购买收益率为10%的外国债券，而不是收益率较低的英国政府债券，就不应该指望英国政府在违约出现时代表他们进行调解”。
帕默斯顿主义因此阐明了一种在金融事务中“建设性模棱两可”的外交政策，这与白芝浩于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官方债权人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基于在危机时期提供无限财政支持的明确的国家保障。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案例研究中所看到的那样，国际官方债权人的干预已经成为当代主权债务危机管理中日益突出的固定手段。相比之下，尽管帕默斯顿主义做法原则上肯定不会对私人投资者不利，但它优先考虑政府的地缘政治利益及对道德风险的担忧，而不是债券持有人对金融稳定和债权的疑虑。
正如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菲斯所解释的：帕默斯顿主义所阐述的做法产生了一种预期：一方面，不诚实的政府不能指望得到太多的宽容；另一方面，过于轻率的投资者不能指望得到援助。它足够广泛，允许英国政府为所选择的任何路线辩护；它足够灵活，允许在每一种情况下衡量优势……在政治和金融考量因素之间摇摆，政府时而抵制，时而屈服于利益相关方的压力。
当权者的观点、国内政治的走向、受伤的债券持有人可以找到的盟友，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有时确实如此）发挥作用扭转局面。难怪记录显示出一种断断续续、犹豫不决的政策，时而随波逐流，时而严厉行事，时而逃避。帕默斯顿主义最初在希腊的应用有些犹豫不决，但其潜在的爆炸性影响在墨西哥首次显现出来。与大多数拉美国家政府一样，在19世纪20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中，墨西哥政府单边暂停偿还其对外债务。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墨西哥官员不愿与债权人达成和解，使得欧洲债券持有人及其官方代表越来越沮丧。墨西哥最终与其债权人达成了偿还部分违约债务的协议，但年春天，贝尼托·华雷斯的共和党势力上台，断然拒绝了经重新谈判的债务。几个月后，也就是年7月，华雷斯自由政府暂停对墨西哥所有未偿债务的支付，最终促使欧洲列强以武力进行回应。
在接下来的冬天，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政府派遣联合军队入侵墨西哥，占领该国的主要港口和海关。英国和西班牙不久就撤军了，而一支3万人的法国军队向墨西哥城推进，在奥地利的马西米兰大公的支持下，在墨西哥城建立了一个短暂的殖民政府。马西米兰在拿破仑三世的祝福下加冕为墨西哥君主，并在卡普特佩克城堡建立了王权。马西米兰政府后来在华雷斯的共和党武装领导的起义中被推翻，他们驱逐了法国军队，随后拒绝偿还马西米兰的债务。
结语
这一殖民冒险的巨大失败，特别是它给法国人带来的屈辱，实际上使欧洲债权国更不愿意在未来进行类似的不同寻常的实验。例如，当年委内瑞拉出现类似情况时，英国政府有意拒绝干预。虽然英国确实为债券持有人提供了外交代表，要求归还被没收的资产，但不采取军事行动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帕默斯顿主义故意模棱两可的性质。总之，由于债务国对全球资本市场拥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在没有国际官方债权人或国家干预以支持其债权的可靠模式的情况下，私人投资者往往只能猜测其外国投资的安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