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探》的剧情设计在民国时期，主人公大部分具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有些案件还是发生在学校，典型的如路垚及其同窗毕业于英国康桥大学，同窗任教于上海圣乔治大学，另外还有案件发生在白幼宁母校圣玛丽亚女中，以及树人中学等等。一般的探案剧，很少发生校园案件，但是《民国奇探》电视剧中，对于学校由衷地“偏爱”，多次凸显大学或中学，那么，我们就以此为线索，聊一聊民国时期大学教育，聊聊百年前的大学故事。
以上举例的四所学校，就有三所是西方教育的学校，没错儿，我国的高等教育教育体制就是源于西方教育，通过西方的教育的引进，才有了脱离封建私塾教育的可能，才有了现代教育的基本框架和办学模式。但是，如果按照国际高等教育谱系分析，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水平还处在“小学生”的地位。就像梁启超先生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中所言，大学是“研究高深之学问，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按照梁启超先生的期望考量，民国大学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有多少呢？民国时期大学的学风怎么样呢？
在我们的印象中，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饱有爱国情怀，抛却个人利益，救亡图存，发奋读书。像毛爷爷曾写诗词：“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些毕竟只是少数，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同整个民国时期的学子来比，当然也是少数。
梁启超先生在年的《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就曾指出：“夫今日学风之坏，人所同慨”，“其最堪痛心者，则莫如求学之青年，奢侈放纵，既伤其德性，复害其学业。设此风不革，中国教育之前途，尚堪问乎？”梁先生严重批评了当时的学风“奢侈放纵”，甚至涉及到了中国教育的前途，这样的学风不可谓不严重。
另外，后来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炎培先生在同年发表了《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中也同样提到：“戚*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则法*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则法*学校也。报章募集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学校也。行*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学校也。”（载《民国经世文编》，年，教育，第三十四册）抱着功利之心，投身法*学校，引起了*先生对于*法行业的担忧，这涉及到国家社会的公平正义。
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年1月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也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载年《东方杂志》14卷4号。）蔡先生特意用了“腐败”二字，对于官本位的求学、对于功利求学有着贬抑之情。
通过梁启超、*炎培、蔡元培这些教育家的遗著，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大学的学风问题，那么这样的学风必然导致老师们不认真备课、学生们逃课现象的发生，果不其然，确有历史记载。
在年12月的《教育部视察中国公学大学部报告》中记载：
“教员张廷健讲解尚明，惟少发挥。学生人数人，出席67人，缺席63人”，
“教员*尊三讲解不甚合法，二班人数人，出席人，缺席96人”，
“专门部法本科乙班授债权，教员*旭，该班原额80人，出席20人，缺席60人”（载《教育公报》，第四年，年4月，第六期）。
张廷健的讲解基本上还算明白、讲清楚了；但*遵三讲课就不合规矩，基本上就是胡乱讲的。
无独有偶，年12月《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载：
“三班人数总计90人，出席57人，缺席33人”、
“专门部法本二三年级及别科合班，授民事诉讼判例，教员石志泉，学生多能笔记，三班人数总计人，出席94人，缺席38人”（载《教育公报》，第四年，年4月，第六期）。
“预科二年级生授本国地理，教员顾宗裘，讲授东三省之交通形势，绘图说明，尚属详细，该班学生计78人，出席55人，缺席23人”（载《教育公报》，第四年，年4月，第六期）。
从以上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大学学风有着浓厚的不良风气，老师讲课囫囵吞枣，学生上课更是逃课成风。所以，我们印象中的民国大学风气，只是历史中的一段最为灿烂的阳光，阴霾之下依然有令人心忧的教育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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